廣西壯族自治區百色市既是典型的“老少邊山”地區，也是國家“西電東送”的重要基地和農業大市。2025年9月底，一場洪澇災害襲擊百色，地表與地下洪水交織，經過一個多月內澇才完全消退。這場災害體現了喀斯特地貌的特殊性。在地下河、溶洞與裂隙交織構成的“地下迷宮”里，縱橫交錯的地下水網一旦淤堵，會導致排水不暢、消水緩慢；一旦污染物下滲，則可能迅速擴散至千里之外。如何借助法治力量科學治理特殊地貌中的水污染，并將地下水這一“看不見的資源”轉化為鄉村振興的助力？筆者所在研究團隊深入百色田東、平果、靖西等地，通過對400余戶村民的問卷調查與多方訪談，嘗試探索欠發達巖溶地區地下水污染治理的可行路徑。
喀斯特地貌考驗著治水方案的適用性 百色廣泛分布著喀斯特地貌，巖溶區約占全市面積的1/3。巖溶區表土稀薄，地下溶洞、漏斗與裂隙如毛細血管般密集發育。當地地下水污染主要源于礦區酸性廢水及農田化肥農藥。特殊的地貌使污染物一旦進入自然環境便能通過巖溶管道迅速下滲擴散。
然而，現行水污染防治法律體系多根據平原地質條件設計，在百色這類巖溶地區面臨適用性挑戰，顯現出“水土不服”的情況。法律強調“防滲”，但此地天然“漏斗”遍布，難以有效防堵；法律要求“監測”，但按照通用標準布設的監測井難以準確捕捉在地下暗河中快速遷移的污染羽流。比如靖西市某錳礦渣污染案例中，按通用標準布設的監測井未能實現上游及時污染預警，待下游發現時已難控制事態。這種適用性錯位成為百色乃至西南巖溶地區地下水污染治理的一大梗阻。
法治要求“懸浮”于實際執行的困境 地質條件是百色地區水污染治理的客觀阻礙，在制度與執行之間也存在著主觀約束。調研中僅14.2%的受訪村民（多為村干部）知曉相關生態環境法規。德保某村68.4%的農戶明確拒絕減少化肥使用，理由包括“擔心減產”“封井補償不到位，哪怕違法也要偷排”。但這并不意味著村民不關心生態環境或認識不到水污染治理的重要性。靖西某村村民通過“污染溶洞者禁入祭祖”的村規民約，有效遏制了約62%的私排行為。
這些調研結果，反映出法律在基層水污染治理中某種程度上的“懸浮”狀態。盡管鄉土社會的傳統習慣與村規民約填補了部分治理空白，但這些非正式的制度并不穩定。一旦面對顯著的經濟利益時，村民有時即便知法懂法也難以主動守法。
對地方政府而言，執法同樣面臨“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困境。百色2024年人均GDP僅為全國平均水平的56%，而在喀斯特地區鋪設高標準防滲管網，成本可達平原地區的數倍，每公里造價高達120萬元。部分治理工程為控制成本而降低標準，反而出現“管網滲漏加劇污染”的現象。法律執行容易在資金短缺與技術門檻的雙重制約下打折扣。同時，一些地方重點企業卻因稅收貢獻大而享有一定程度的“執法寬松”，出現“守法成本高、違法成本低”的倒掛。
農礦交織給溯源追責帶來挑戰 百色“農業立市”與“礦業強市”的發展戰略在空間上高度重疊。在右江河谷，連片的芒果、甘蔗基地與鋁土礦、錳礦區比鄰，帶來了復雜的復合型污染。監測發現，當地地下水中的氟化物和重金屬超標既可能來自鋁廠點源的尾礦庫滲漏，也可能來自農田里過量施用的磷肥。這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污染給法律責任認定出了一道難題，環境法“誰污染，誰治理”的原則遭遇了不確定性的挑戰。同時，由于巖溶地下水運動極為復雜，想通過技術手段精準溯源費用高昂且難度極大。
歷史遺留問題更為棘手。在田陽區與德保縣交界處，一些廢棄礦山持續向地下水釋放強酸性廢水，但企業早已注銷，責任主體滅失。根據現行法律，這筆“生態環境舊賬”難以找到埋單人，最終變成了地方政府的包袱，周邊村民也在默默承受相應代價。
從差異化入手尋找突圍路徑 面對上述地質環境、經濟發展、法律責任的多重困境，百色農村地下水污染的治理不能指望通用方案，必須探索一條“普適性環境法律和地方特殊性相統一”的路徑。
一是讓法律規則“懂”地質環境。推動立法“在地化”，為巖溶地貌量身定制“地質屬性”鮮明的規則。建議百色市充分利用設區市的立法權或者爭取自治區授權，制定本市巖溶區地下水污染防治條例。例如規定在地下暗河發育區推行比國家標準更嚴的負面清單制度，嚴禁新建水污染高風險項目；設立差異化的監測標準，在巖溶強徑流地帶加大監測井密度和監測頻率。
二是讓鄉規民約“促”現代水環境法治。在少數民族聚居區，最好的普法不是生硬的法律條文和讓人生畏的罰則，而是信仰和文化的共鳴。應當將地下水管理條例中的禁止性規定與當地群眾“敬山護水”的傳統生態倫理、村規民約相結合。同時，降低環境公益訴訟的門檻，建立接地氣的公眾參與機制，設立“環境公益訴訟援助基金”，解決村民打官司“鑒定貴、舉證難”的問題，讓法律成為村民維護飲用水安全的有力武器。
三是用比例擔責“解”復合責任困局。在無法做到100%精準溯源的情況下，法律應當引入“比例擔責”原則。建議制定百色市巖溶區地下水污染溯源技術指南，依據企業的排污特征因子和周邊農業活動強度，建立合理的責任分攤模型。此舉既能避免企業逃避責任，也可以防止農民因無法舉證而陷入無助狀態，又能使得污染治理“多元共治”理念得到切實落實。
四是讓市場資金“化”污染之債。建立“地質成本”補償機制與多元資金保障機制。在評估治理成本的基礎上多方挖掘治理資金來源。推動建立“地質成本系數”調整機制，在申請專項治理資金時，根據巖溶發育程度爭取更高的補助比例。同時，針對歷史遺留污染建立“歷史遺留礦山污染治理基金”，資金可來源于土地出讓收益提成以及向現有資源開采企業征收的環境稅。
百色農村地下水治理是生態文明建設進入深水區的一個縮影，提醒我們法治不僅要有力度，更要有溫度和精度。唯有正視地質的特殊性、經濟的差異性、社會的復雜性和文化的多元性，進行精細化的制度設計，才能讓法治效力真正落地，守護這片喀斯特山水的碧水清流。
作者單位：中國地質大學（武漢）公共管理學院
來源：中國環境報
京公網安備 11010802021286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