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農村水務發展滯后，農村水污染物排放量維持高位，占全國水污染物排放量超過50%，且處理率普遍較低，與城鎮污水接近90%的處理率形成強烈反差。預計農村水務將是水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又稱“水十條”)的重點方向之一，行業發展潛力巨大。
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農村污水處理存在資金投入不足、運營水平低下、標準嚴重缺失等問題。在運營方面，權責主體模糊，運營監管不足，財政壓力較大；此外，我國現行水技術標準體系尚無專門針對農村污水處理的國家標準。
目前我國一些地區農村水務市場初具雛形，已有多家上市公司涉足這一市場?，F行的“連片整治”及“拉網式全覆蓋”可能是未來主要的推進方式，社會參與型的第三方委托運營模式也將獲得發展。
市場空間巨大
目前我國農村供水安全堪憂、污染物排放逐年增加、污水處理覆蓋率遠低于城鎮。農村在我國的二元城鄉經濟結構中占有重要戰略地位，且保障民生意義突出，迫切需要國家下大力氣推動農村水務事業發展。目前，市場普遍對《水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又稱“水十條”)抱以期待。預計在這一政策中，水污染治理重要組成部分的農村水環境治理將是政策重點著力點之一。在農村飲水安全、污水處理等領域，國家政策扶持和資金支持力度將有較大提高。農村污水處理市場將迎來“大機遇+大挑戰”。
隨著城鎮化的發展，我國農村人口數量呈逐年下降趨勢。截至2012年底，我國農村人口數量6.4億，農村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47.4%。需要指出的是，這里的農村人口不包括小城鎮等類農村地區人口。
我國農村在供水方面的安全隱患較大。根據《全國農村飲水安全工程“十二五”規劃》，確定納入“十二五”規劃的農村飲水不安全人數近3.0億人，占農村人口總數的46.4%，不安全人數基數大，占比高；同時，我國農村飲水呈現出新增農村飲水不安全人數比例大、農村飲用水水質不達標人數比例大等特點。由于地理位置、氣候、當地水資源狀況、經濟及水處理條件等方面的不同，各個農村行政地域呈現出不同的水量水質問題。
環保部“中國環境狀況公告”顯示，從2011年起開始增加農業源廢水污染物的排放統計。從2011-2013年的統計數據來看，我國農業源廢水污染物排放量維持高位。截至2013年底，我國化學需氧量排放總量2352.7萬噸，其中農業源化學需氧量1125.7萬噸(甚至高于生活源的889.8萬噸)，占排放總量的47.8%；氨氮排放總量245.7萬噸，其中農業源氨氮77.9萬噸，占排放總量的31.7%。
從2006年到2013年，全國設市城市污水處理率從55.7%上升至99.1%，目前已接近飽和狀態；縣城污水處理率從13.6%上升至82.6%，污水處理率亦明顯提升。
而農村污水處理率遠低于設市城市和縣城。2012年，村莊污水處理率僅為7.0%，僅少數發達省市的農村污水處理事業取得一定成果。北京、天津、上海、江蘇、浙江、廣東等少數發達省市對農村生活污水進行處理的村比例能達到10%左右；上海達到43%，為全國最高；其他大部分省份還未全面鋪開，只是在部分村鎮進行了試點。
從地域劃分來看，東部農村污水處理率最高，中西部農村污水處理率相對較低。2010年，東部、中部、西部地區開展農村生活污水處理的村占各自村總數的比例分別為9.4%、2.6%、2.1%，均未達到10.0%。
根據《農村生活污水處理項目建設與投資指南》，農村生活污水分散式處理工程投資標準中，小型人工濕地噸水投資2600-3700元/噸，土地處理2000-3300元/噸，穩定塘1900-3300元/噸，凈化沼氣池600-5300元/噸，小型一體化污水處理裝置11000-39000元/噸。投資標準與處理規模、處理工藝等因素相關程度較大。綜合農村生活污水分散式處理工程投資參考標準，保守估算，2014年農村污水分散處理設施投資單價為5000元/噸。
隨著中國城鎮化的不斷發展，假設每年農村人口以2%速度遞減(2003-2012年農村人口平均年復合增長率)，2017年農村污水排放量大約為148億噸。
農村污水處理率方面，根據《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印發十二五全國城鎮污水處理及再生利用設施建設規劃的通知》，到2015年，我國建制鎮污水處理率達到30%。由于農村污水處理率受政策、市場、技術等多方因素影響，預計到2015年，農村污水處理率將可能低于建制鎮污水處理率30%。假設2014-2017年處理設施建設單價保持不變，以農村污水處理率達到20%計算，則2017年農村污水處理潛在市場規模408億元(不包含設施建成后的運營市場規模)。
發達國家的經驗
我國農村人口基數大、經濟欠發達、污染源分散、地域差異大，這些特點與發達國家相比，具有極強的個性特征。盡管我國農村污水處理市場與發達國家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可比性，但發達國家經過多年的摸索和實踐，形成的比較完善的鄉村污水治理體系仍具有借鑒意義。
美國城鎮污水處理率已全面普及，城郊(美國已實現城鄉一體化，城郊相當于美國農村行政級別)污水處理率也已達一定水平。美國在20世紀60年代基本實現城鄉一體化，自20世紀6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美國用大約15年的時間，完成了城鎮污水處理設施的全面普及，在城郊地區安裝了約2500萬套分散型污水處理系統，約1/4的人口和1/3的新建社區在使用分散型污水處理設施。
法律法規體系方面，美國已形成較為完善的農村面源水污染防治法律法規體系，明確了政府機構和公民在防治水質污染和水資源方面的權利、義務和職責。分散式污水治理涉及到的組織結構包括聯邦EPA、州政府和土著民族保留區、縣級政府辦事機構3個層面。
2003年，美國EPA為了指導各州和地方有效開展分散污水治理，發布了《分散處理系統管理指南》，提出了5種集中管理程度逐步加強的運行模式；運行模式的提出有助于通過利用合理的政策支持、行政程序來確定和統一立法機構，明確農村污水污染方、第三方運營服務提供方、政府管理機構方的權責，能夠保證農村污水分散處理系統的有效管理。
資金方面，各州設立“清潔水州立滾動基金”投向污水處理項目。滾動基金中，聯邦政府提供80%資金，州政府提供20%資金，所有資金作為低息、或無息貸款提供給重要的污水處理及環保項目，貸款償還期一般不超過20年，所償還貸款及利息再次進入滾動基金，用于支持新的項目滾動基金計劃，并與其他資金配套共同解決農村污水治理資金難題。不過，滾動基金計劃資金滿足不了農村污水設施建設的全部需求，還要依靠EPA、農業部、住建部、當地州政府等一系列其他資金來源。
上世紀90年代后期，日本百萬人口以上的大城市的污水處理設施建設已基本完善，截至2000年，百萬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污水處理率達到99%；近年來，日本污水處理設施建設主要集中在中小城市及農村地區，其污水處理率顯著提高。
在日本，城鎮污水處理主要采用下水道設施等的集中式污水處理技術，農村污水處理主要采用凈化槽等分散式污水處理技術，此外還有農業村莊排水設施等其他技術。日本各類生活污水處理設施權責清晰明確，主要體現在生活污水處理技術的目的、事業單位主體、實施區域、處理方式、對象人口、補助主體、補助率等全方面。
日本的污水處理設施建設費用分攤比率穩定。對于集中式污水處理設施，中央及地方各級政府直接撥款是集中式污水處理設施建設的主要資金來源。分散式污水處理設施方面，政府視情況對凈化槽等分散性處理設施出資建設或給予補貼；在以地方政府為主體的建設項目，地方政府投資57%，而受益個人僅出10%。
責任主體均較模糊
我國農村污水處理設施建設主要依靠地方資金來源，中央在農村環境治理的資金投入主要在于引導地方資金。為了引導資金投入到農村環境治理，規定中央財政資金需要有地方配套資金。目前，中央、地方省級、地方村級、地方農業土地住建等其他部門投資共同組成農村環境治理投資資金。
推進方式也在不斷出新。2008年-2009年，農村環境治理運營方式主要是“以獎促治”，即農村開展整治并達到效果后，中央會以資金進行獎勵。
近年來，國家新增的“連片整治”運營方式逐步成為主流。從2010年開始，財政部、環保部等部門聯合開展農村環境“連片整治”專項工作；2010-2013年，國家以“連片整治”為主，重點解決突出環境問題，并逐步摸索經驗。從總結評估結果來看，試點省份基本達到預期效果。
同時，國家支持“連片整治”執行效果好、且具備相應財政實力的省份開展“拉網式全覆蓋”運營方式。2013年，國家選擇寧夏、江蘇兩省進行“拉網式全覆蓋”試點工作，中央給予江蘇4.5億元、寧夏3.5億元撥款。
社會參與型的第三方委托運營模式將在未來的“整體捆綁+BOT模式”項目類型中將獲得發展。目前農村污水處理運營模式主要分為政府主導型和社會參與型兩種，由于監管成本、治理能力、技術水平等制約因素，政府主導型運營模式在未來將逐年下降，而社會參與型運營模式在國家“連片整治”以及“拉網式全覆蓋”等推進方式背景下，能夠最大程度保證治理效果。
目前我國主要有“以獎促治”、“連片整治”以及“拉網式全覆蓋”3條農村環境治理的資金投入渠道。
“以獎促治”方面，截至2013年，中央投入專項資金135億元；“連片整治”方面，目前中央財政直接投入近170億元，帶動地方財政投入超過160億元；“拉網式全覆蓋”方面，寧夏、江蘇、重慶3省份共獲中央及省級資金60億元左右。面對龐大市場需求，我國農村污水處理設施建設資金投入不足。
同時，運營權責主體模糊、運營監管不足、財政壓力較大。在發達國家，政府、市場、個人在農村污水處理均承擔相應責任；對個人用戶而言，除承擔小部分建設成本外，普遍要求承擔運營費用。
我國農村污水處理管理及責任主體均較模糊。國家沒有明確農村污水處理工作的管理及責任主體；地方管理體制差異很大，管理主體不明確，部門職責不清晰，造成開展農村污水處理的協調難度大，并容易造成各部門依托不同的項目和投資渠道，一哄而上重復建設造成浪費。
同時，農村污水處理日常運行和管理人員的知識及經驗欠缺，無法保障設施的科學運行；尤其在凈化槽、MBR等先進農村污水處理技術上，雖然處理效果較好，但對技術人員要求較高，我國農村的經濟及科技水平難以適應。
就一般情況來看，農村污水處理設施建設資金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投資，而項目建成后的運營資金主要由地方承擔(縣級+鄉村級)。以農村居民人均生活污水量70升/人天、2012年農村人口數量64222萬人數據基礎為例，假設農村人口數量以2%速度遞減，則2014年全國農村生活污水排放量約為4318萬噸/天；以農村污水處理運營費用1元/噸計算，則2014年的管理維護成本可達158億元；該項管理維護費用一般由縣級和鄉鎮級政府承擔(縣級和鄉鎮級的承擔比例普遍為1:1)，這將對地方政府造成較大財政壓力，從而影響其推動農村污水治理的積極性。
此外，我國尚不存在農村污水處理統一的國家技術標準，僅有《農村生活污染控制技術規范》行業標準；并且由于《城鎮污水處理廠污染物排放標準》、《污水綜合排放標準》等排放標準要求過高，考慮農村與城市在經濟以及技術水平存在較大差距，大部分地區達不到城鎮污水排放標準，否則將成為一項沉重的經濟負擔，因此亟待制定適合農村的生活污水排放標準。
我國農村人口多、行政單元數量大，由于其經濟發展水平、供水排水條件、生活風俗習慣等方面的差異，導致不同地區農村生活污水污染狀況不同。因此，農村生活污水排放標準的制定必須根據當地農村經濟發展水平、污染物排放特征、環境影響評價、污染對象測算等因素，科學確定污染控制指標和排放限值，合理制定相關技術參數及測試指標的適宜性，不能照搬國外農村污水排放標準。
推進方式將不斷創新
目前，我國農村污水處理率遠低于設市城市和縣城，農村污水處理發展的滯后使其形成了巨大的潛在市場(設備供應+建設+運營)；參照我國農村污水處理與美國及日本等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我們認為，我國的后續工作重點可能是：加大農村水處理投入力度并優先支持經濟相對發達的農村地區提高污水處理能力、建立非中央資金的融資引入機制、總結并推廣適用于我國農村的污水處理標準及技術等，并可能在經濟相對發達省份及地區率先開展，時間跨度可能長達十余年甚至更長。
在經濟較為發達省份以及地方政府能夠給予農村足夠配套資金支持的地區，收取最終受益農民用戶水費(含污水處理費)、資金成本回收等方面相對現實，商業模式執行相對容易，國家可能在這些地區率先展開試點工作，加大投入力度，提高農村污水處理水平。
融資方面，僅靠中央投入資金遠遠不夠，需要建立合理可行的融資平臺，強制配套地方資金，并積極引入社會資金。
融資平臺將與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和農民可支配收入相互契合。根據世界銀行[微博]的貧困人口劃定標準，我國農民收入普遍處于中等(東部沿海地區)或低等水平。因此我們預計，國家可能在東部沿海等經濟相對發達省份制定合理可行的農村污水處理融資試點平臺，并根據當地政府及當地農村的收入水平，在中央投入、地方各級政府投入、社會資本投入中尋求合理平衡的投入比率，預計隨著地方政府及社會資本的參與度不斷深入，我國農村污水處理將逐步向投資主體多元化方向發展。
國家可能建立類似的農村污水處理投資專項基金，并設定該基金的投資方向(投資省份及地區)及標準、基金管理者篩選、基金合規規則等，從而保證資金來去安全可靠。
運營方面，針對農村污水分散化、規模小等特點，“連片整治”以及能夠覆蓋全省的“拉網式全覆蓋”將可能成為未來政府主要的推進方式；第三方委托運營的社會參與型模式，在國家“連片整治”以及“拉網式全覆蓋”等推進方式背景下，能夠最大程度保證治理效果，在未來的“整體捆綁+BOT模式”項目類型中將獲得發展。
標準建設方面，適用于農村的污水排放標準及處理技術將得到持續推廣。國家可能將制定適合我國國情的農村污水排放標準，并且由于各個省份及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供水排水條件、生活風俗習慣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發達省份及地區可能將得到中央或地方政府支持，并率先開展農村污水排放標準制定，積極推廣適合我國農村的污水處理技術。
農村在國家城鎮化發展道路以及經濟結構變遷過程中占據重要角色。當前農村供水安全隱患較大、農村廢水污染物排放量維持高位、且農村污水處理率遠遠滯后于設市城市和縣城，預計將于年內出臺的《水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在農村污水處理方面將寫下濃重一筆。
目前，主營業務中包括農村水務業務的公司主要有國中水務、桑德環境、碧水源、首創股份等。國中水務通過收購瑞典Josab公司，擁有分散式供水設備，并同山東省住建廳簽訂了農村水務合作協議。桑德環境以分散式污水處理裝置“smart”開拓農村市場。碧水源通過推廣“CWT”處理裝置，建設新農村污水處理工程。首創股份近期通過子公司香港首創，收購了蘇州嘉凈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51%股權，該公司主營小城鎮分散式污水處理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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